【聯合報／本報記者陳幸萱】
環保署裁決汙染源附近居民可獲「房地市價貶損」賠償，等於要求汙染者承擔更多社會成本，是社會永續發展應走的方向。但此例一開，難免產生更多賠償糾紛，如何拿捏汙染者應負的社會責任，將成政府及執法單位的挑戰。
在台灣，汙染可能造成的人類健康、土質汙染、及水源汙染等成本，過去幾乎都只由鄰近居民或整體社會承擔，也就是「內部成本外部化」。
這次環保署對過嶺加油站的判例，不啻為一聲警鐘，提醒企業和社會大眾：汙染背後的「成本」究竟有多高。
但是在要求企業負起汙染內部成本時，也須注意是否因此造成更多社會糾紛或資源浪費。
舉例來說，成德新村社區共有四十多戶，但只有十九戶提告、並獲得賠償，雖然說，經過監測井釐清汙染所受的影響，但是就住在同一個社區，沒有提告住戶的房價難道不會連帶受到影響？若是這些居民跟著提告，能不能獲得賠償？
另外，成德新村住戶並無法證明健康、或房價的實質損失（近來並無房地交易），僅透過鑑價即可獲得賠償。未來若有民眾想依此判例取得賠償，例如六輕廠附近民眾也要求台塑負擔土地汙染成本，環保署是否都受理？
政府希望可能衝擊環境的企業負起更多社會、環境責任，立意良善，更應建立一套公正認定「損害程度」的標準，讓真受害者能得到合理補償，同時企業若真要被罰也能心服口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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